1998-2008：資本外延擴張時期
在經歷了1998年的東亞金融危機之后，中國宏觀經濟發生了三個重大的戰略性轉變：其一，制造業由內需主導向外貿主導轉變；其二，商品房制度誘發地產熱；其三，城市化建設推動能源及重化產業蓬勃發展。
在這一時期，影響中國企業界的主流治理思想，從日本模式向美國模式迭代。
在景氣紅利的陡變之下，制造業面向內需市場的創新變得乏力，“利潤如刀片一樣薄”（張瑞敏語）。與此同時，渠道商的力量爆發，進一步剝奪了制造業品牌商的利潤空間，黃光裕曾在2004年、2005年和2008年三度問鼎胡潤百富榜的大陸首富。依靠成本和規模優勢的“中國制造”（Made in China），迎來黃金十年。
▷“中國制造”派：
郭臺銘（臺）——富士康，電子產品組裝；
“義烏幫”——浙江，義烏，小商品；
“紹興幫”——浙江，紹興，紡織印染；
“東莞幫”——廣東，東莞，服裝及電子產品；
“泉州幫”——福建，泉州，運動休閑裝。
隨著城市化的推進，房地產和涉足鋼鐵、機械裝備業的企業家迎來了自己的春天。在這十年里，越是激進、越敢于反周期投資的企業家都獲得了驚人的回報，除王石、沈文榮等人之外，下述企業家在未來的表現值得關注：
許家印——廣東，廣州恒大，地產；
楊國強——廣東，順德碧桂園，地產；
孫宏斌——天津，順馳、融創，地產；
梁穩根——湖南，長沙三一重工，機械裝備。
這十年，同時是中國資本市場大幅擴容和極度扭曲的十年。一些冒險家通過充滿灰色氣質的操作，攫取了巨額的利益，他們以“影子人”的方式同時控制了多家上市公司，形成了極具中國特色的資本系：
唐萬新——新疆，德隆系；
魏東 ——北京，涌金系；
肖建華——北京，明天系。
在文化傳媒產業，由于管制的存在，民營資本的成就乏善可陳。不過仍然出現了一些創業者，他們的資本規模也許并不大，但是卻在塑造國民的新審美趣味。
代表人物有：
王中軍、王中磊——北京，華誼兄弟，電影；
邵忠——廣東，深圳周末畫報，雜志；
劉長樂——香港，鳳凰衛視，電視。
互聯網經濟的從無到有，是這一時期最重要的中國現象。與之前所有創業者不同的是，他們從一開始就得到了國際風險投資及資本市場的支持，因此被看成是“原罪”色彩最小的“陽光創業”典范。與1984年的“企業元年”類似，中國互聯網公司的創建及模式雛形定型，均發生在1998年到1999年之間——這一時期可以被定義為中國互聯網的元年。
最早引起關注的是三家新聞門戶公司：
王志東——北京，新浪，新聞門戶；
張朝陽——北京，搜狐，新聞門戶；
丁磊——廣東，廣州網易，新聞門戶和郵箱。
與三大門戶幾乎同時創業，但在影響力上稍稍落后的企業還包括后來的BAT（百度、阿里巴巴、騰訊）及其他一些公司。
代表人物有：
馬化騰——廣東，深圳騰訊，即時通信；
馬云——浙江，杭州阿里巴巴，電子商務；
李彥宏——北京，百度，搜索；
陳天橋——上海，盛大，網絡游戲；
劉強東——北京，京東，電子商務；
周鴻祎——北京，3721，搜索。
梁建章、沈南鵬、季琦、范敏——上海，攜程，旅游票務服務；
這些創業者的年紀，最大的是出生于1964年的張朝陽和馬云，最年輕的劉強東出生于1974年，且全數是大學本科及以上學歷。他們在這一時期的集體出現，極大地改變了中國商業潮流的走向。
2002年，浙江傳化的徐冠巨當選浙江省工商聯會長。這是私營企業家出任該職務的第一人，它被認為是企業家政治地位提高的標志性事件。到2017年，浙江、重慶、廣東和海南的工商聯均由民營企業家出任主席。
2009-2018：產業迭代創新時期
在過去的十多年里，有一批人非常活躍，正是他們的存在，極大地推進了中國新經濟產業的萌芽與創新，這便是風險投資家。VC、PE這兩個舶來概念，在1998年進入中國，到2016年，全國已有1.2萬家風險投資公司，是繼美國之后的全球第二大風險投資市場。
代表人物有：
熊曉鴿——北京，IDG中國；
沈南鵬——上海，紅杉中國；
徐小平——北京，真格資本；
張磊——北京，高瓴資本。
2009年，中國的汽車產銷量超過美國，這在世界工業史上是一個標志性事件。在長期由外資和國有企業把持的汽車產業，出現了一批草根出身的創業者，其中李書福于2010年“以蛇吞象”，通過成功并購沃爾沃把企業送進了世界500強。
李書福——浙江，臺州吉利，汽車；
王傳福——廣東，深圳比亞迪，汽車；
魏建軍——河北，保定長城，汽車。
中國在2016年，由資本輸入國一變而為資本輸出國。在這期間，出現了一大批參與國際并購的企業家，海爾的張瑞敏收購了三洋的白電業務，聯想的楊元慶收購了摩托羅拉手機業務，美的集團的何享健收購了德國的機器人公司庫卡。
在制造業領域，轉型升級的客觀需求與“互聯網+”的新潮流合二為一，涌現了一批在商業模式和技術創新上都頗有作為的企業家，以及“蒙眼狂奔”的超級冒險家。
代表人物有：
雷軍——北京，小米，手機及其他電子產品；
董明珠——廣東，珠海格力，空調；
賈躍亭——北京，樂視，視頻網站及智能硬件。
雷軍是第一個由互聯網轉向制造業的“降維打擊者”，小米手機的速勝引起極大的思維震撼。他與董明珠在2013年年底的一次頒獎盛典上，打下10億大賭，看看誰在五年后的營業額更高。事實是，在后來的五年里，他們各自向對方學習了更多。
在互聯網領域，出現了兩股大的沖擊波：其一，發生在消費服務市場——O2O；其二是互聯網金融——P2P，或科技金融。
一批以“80后”為主力的創業者在消費服務市場上，實現了一次線上對線下的逆襲。他們可以被看作是互聯網經濟繼新聞信息服務、商品販售服務之后的，第三次以消費服務為主題的沖擊波。
代表人物有：
王興——北京，美團點評，餐飲服務；
姚勁波——北京，58公司，分類信息；
程維——北京，滴滴，打車服務；
胡瑋煒、王曉峰——上海，摩拜，互聯網自行車租賃；
戴威——北京，ofo，互聯網自行車租賃。
互聯網金融的沖擊波表現得更富有戲劇性。在2015年前后，全國出現了6 000多家P2P公司，魚龍混雜，沉渣泛起，最終以e租寶事件為標志，遭到監管部門的嚴厲整頓。在隨后，阿里巴巴、騰訊、平安及京東等公司，成了實際的獲益者。
在資訊服務領域，曾出現數以百計的視頻網站，不過最終被BAT全部控制，形成優酷、愛奇藝和騰訊視頻三分天下的格局。唯一例外的是新聞手機客戶端，今日頭條以算法技術殺出血路：
張一鳴——北京，今日頭條，手機新聞門戶。
互聯網在中國的二十年，始終扮演著顛覆者和重建者的角色。它對這個國家的產業經濟和消費業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騰訊和阿里巴巴聯袂成為亞洲市值最高的企業。與此同時，還有一些企業家，進入新能源、人工智能及基因科學等產業，其成敗得失，迄今難以言斷，不過無論如何，他們代表了中國產業探索的另外一個方向。
代表人物有：
施正榮——江蘇，無錫尚德，光伏；
李河君——北京，漢能，清潔能源；
汪滔——廣東，深圳大疆，無人機；
汪建——廣東，深圳華大基因，基因檢測；
劉慶峰——安徽，合肥科大訊飛，語音技術。
胡潤富豪榜：一條另類線索
英國人胡潤從1999年起發布中國富豪榜，在一開始，由于財富的灰色和數據的空缺，這份榜單看上去像是一個笑話，一度還被戲稱為“殺豬榜”，不過時間最終寬恕和成全了他。
在19年的榜單上，先后出現了13位中國首富，這在其他任何國家都是不可思議的，證明了財富的劇烈爆炸和不確定性。出現在1999年第一份榜單上的前十大富豪，到2017年，只有一位還留在前一百的名單中。
第一個首富榮毅仁的財富為80億元，而2017年首富許家印的財富為2900億元，增加了36倍。相比之下，美國1999年首富比爾·蓋茨的資產為600億美元，19年后他仍然蟬聯首富，資產為890億美元。
當過首富的13人，分別來自商貿（榮毅仁、榮智健）、農業（劉永行兄弟）、連鎖商業（黃光裕）、制造（王傳福、梁穩根、張茵）、飲料（宗慶后）、地產（王健林、楊惠妍、許家印）和互聯網（丁磊、馬云），從行業的速變，可以梳理出財富波動與產業經濟的強關聯性。
在所有的行業中，房地產和互聯網最具財富增值能力。在2009年的榜單上，前十大富豪中，有8位是地產開發商，而到2017年，4位來自互聯網，4位與房地產有關，其他兩位來自物流和制造業。相比之下，美國十大富豪（2016年），除了巴菲特（投資）和布隆博格（媒體）之外，其余均出自互聯網。
中國女性在創富方面的作為，是全球獨一無二的景象，有兩人當過首富（其中一位是二代繼承者）。在2017年的一份“全球白手起家女富豪”榜單上，中國女性（含華裔）占了8席，其他兩位分別來自美國和英國。
財富向金字塔尖聚集的效應也非常明顯，自2008年之后的十年里，中國億萬富豪（1億美元資產）人數增加了6倍，首富（王健林）資產增加5倍，而同時期，北京大學應屆畢業生的平均薪資增加不到一倍。
從全球范圍觀察，中國企業家成為最顯赫的一個新興群體，到2017年，10億美元富豪人數為647位。在“億萬富豪最多的全球城市”名單上，北京超越紐約位居第一，深圳名列第四，上海和杭州分別與倫敦和巴黎相當。不過，在慈善公益領域，中國富豪的表現并不與他們的財富增長速度相匹配。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的一份報告（2016）發現，中國人的慈善捐款只有美國或歐洲的大約4%。
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把現代商業革命描寫為以“永不停止的狂風”和“創造性的破壞”為特征的經濟系統。一代中國企業家由無產走向財富巔峰的過程，正符合熊彼特式的定義，他們在改變自己命運的同時，參與了這個國家經濟崛起的全部歷程，它壯觀、曲折，也充滿了種種的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