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全國在冊私營企業數量突破1 000萬家，約占全國企業總數的80%。到2017年，這一數字約為2000萬家。北京師范大學的一份《2015勞動力市場研究報告》顯示，中國每天新增私營企業約一萬家。
企業家作為一個階層，在1956年曾經被制度性地清除。從1978年之后，企業家從無到有的出現過程，可謂本輪改革開放最為重大的事件之一，因而具備了創世紀般的特征。四十年間，企業家第一次替代政府成了解決就業和擺脫經濟危機的領導力量，富有創新的企業家精神深刻地影響了社會的各個領域，并重新塑造了一代中國青年。
1978-1983：農村能人草創時期
歷時四十年的中國經濟崛起運動——改革開放，啟兆于對計劃經濟和階級斗爭理論的告別，它開始得非常匆忙且充滿了爭議，因而并無“藍圖”可言。不過，其發起的路徑則是清晰的：所謂改革，是從農村發動，以“包田到戶”承包制為突破口，解放農民的勞動生產積極性；所謂開放，則是試圖以特區和沿海城市搞活的方式，引進國際資本，實現制造業的進口替代。
因而，企業家的萌芽，便是在這兩大領域中率先出現，并以“農村能人”的廣泛涌現為最重要的特征。
在廣袤的農村地區，企業家的誕生分為三類族群，一是政經合一的村級帶頭人，二是社隊作坊或小工廠的廠長，三是縣村個體勞動者。
社隊企業的歷史非常悠長，幾乎與人民公社同步。它在資產歸屬權上具備集體所有制的性質，同時還帶有“強人經濟”和家族世襲的特征。
社隊企業的代表人物：
禹作敏——天津，靜海大邱莊；
吳仁寶——江蘇，江陰華西村；
王宏斌——河南，臨潁南街村；
徐文榮——浙江，東陽橫店村。
上述“一莊三村”，是20世紀80年代早期的農村工業經濟改革典范，此四人均為村級組織的黨支部書記，同時又是企業的法人代表，兼具地方行政治理和經營贏利的雙重職責。
除了這一特殊模式之外，還有一些人并不具有行政身份，是村級或縣級工廠的負責人：
魯冠球——浙江，蕭山萬向節總廠；
沈文榮——江蘇，張家港錦豐軋花剝絨廠；
步鑫生——浙江，海鹽襯衫總廠；
何享健——廣東，順德北街辦塑料生產組。
盡管這些人所創辦的企業被統稱為“鄉鎮企業”，不過在創建模式上還是有很微妙的差別，后者更符合經典意義上的企業組織。進入90年代之后，后者中的大多數完成了產權改制，而前者迄今仍在所有制上模糊不清。
第三類人是個體勞動者，他們大多出身于社會最底層的拾荒者、失地農民或“壞分子”家庭，具備草根創業的特征。在早期，因為鮮明的私人資本特征，遭到激烈的公共爭論，受到了最大限度的制度性打擊：
年廣久——安徽，蕪湖“傻子瓜子”；
溫州“八大王”——浙江，溫州的生產或貿易從業者；
劉永行、劉永好四兄弟——四川，新津鵪鶉養殖。
在對外開放領域中，率先出現的是香港商人，這與深圳特區的創建和華南地區的開明治理有關。一個非常隱秘的事實是，這些進入內地發展的香港商人中，有相當比例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回歸。
1984-1991：工廠管理啟蒙時期
從1984年起，城市體制改革拉開帷幕，經濟改革的主戰場從農村向城市轉移，承包制被大規模引進——即所謂的“包字進城”，城市經濟中的邊緣青年、大型國營工廠的下崗人員、找不到工作的退役軍人，以及不甘于平庸生活的基層官員，成為新的創業者族群。
1984年，可以被視為“中國企業元年”。在這一年，一批極富個性的城市創業者集體出現在歷史的舞臺上，其中名氣最大的四個人，分別代表了四種不同的經營模式：
柳傳志——北京，聯想公司，“貿工技”模式的代表；
張瑞敏——山東，青島海爾冰箱廠，“工貿技”模式的代表；
王石——廣東，深圳萬科公司，貿易及專業化經營的代表；
牟其中——四川，南德公司，中國最早的資本運營模式的代表。
這四位企業家的早期歷史，都與全球化有關。無論是聯想、萬科的進出口貿易，海爾的德國生產線引進，還是南德的“罐頭換飛機”，均展現出新的產業變革生態，是進口替代戰略的獲益者。其中，張瑞敏的實踐最具時代的先進性，海爾的質量管理模式啟蒙了一代實業者。
隨著東南沿海優先發展戰略的執行，企業創新的主流區域集中于沿海各省，由此出現了不同的地域性流派。
▷蘇南模式：以鄉鎮及縣市集體經濟為特征，包括了江蘇南部（蘇州、無錫、常州）和浙江東北部（杭州、寧波、紹興）的主流企業發展路徑。
代表人物有：
周耀庭——江蘇，無錫紅豆，服裝；
蔣錫培——江蘇，無錫遠東，電纜；
李如成——浙江，寧波雅戈爾，服裝；
鄭永剛——浙江，寧波杉杉，服裝；
宗慶后——浙江，杭州娃哈哈，飲料。
▷溫州模式：以私營經濟為特征，代表了最早期的私人資本創業路徑。與蘇南模式相比，在整個80年代，溫州模式一直飽受爭議，也是最勇敢和野蠻成長的一支。
代表人物有：
南存輝——浙江，溫州柳市正泰，低壓電器；
胡成中——浙江，溫州柳市德力西，低壓電器；
王振滔——浙江，溫州永嘉奧康，皮鞋。
▷珠三角模式：這一模式介于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之間，部分地呈現為混合所有制的特征，因地方政府的開明，這一流派的企業非常顯赫和引人矚目，其產業較集中于食品飲料市場，有“珠江水、廣東糧，北伐全中國”的說法。
代表人物有：
李經緯——廣東，三水健力寶，飲料；
潘寧——廣東，順德科龍，電器；
何伯權——廣東，中山樂百氏，飲料；
李東生——廣東，惠州TCL，電器。
除了上述三大地域性流派之外，這一時期還零星地出現了大學生及科技人員下海經商的現象，他們中的一些人創造性地改變了一個行業的中國式成長模式。
代表人物有：
任正非——廣東，深圳華為，通信設備；
段永平——廣東，中山小霸王，學習機；
王文京——北京，用友，財務軟件服務。
這一時期的企業發展有兩個顯著的特征：
其一，為了滿足短缺的消費市場，從國外引進大量的生產線。質量管理和商品意識成為企業的核心競爭能力，日本式的管理思想得到極大的普及，幾乎所有的成功者都是車間管理能手。
其二，民營企業的成功集中地發生在“吃穿用”——飲料食品、紡織服裝和家用電器——三大領域。它們的出現，徹底改變了以重工業和軍工產業為主的計劃經濟模型，推動了民生產業的快速擴張。
1992-1997：品牌營銷狂飆時期
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后，中國真正進入“發展才是硬道理”、用金錢重估一切價值的世俗狂歡時代，下海經商成為人們的主流生存選擇。企業家作為一個社會階層，開始整體出現。在某種意義上，中國社會主流人群的創業經商運動，是從1992年開始的。
▷“92派”：特指那些在大學院校、中央及省級黨政機構就職的知識分子，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他們積極參與了經濟體制改革的頂層設計，1992年之后紛紛下海經商，其內心均有濃烈的社會改造情結。他們后來發起創辦了亞布力論壇。
代表人物有：
陳東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員，泰康人壽，保險；
田源——國務院經濟改革方案辦公室價格組副組長，中國國際期貨公司，金融；
馮侖——中央黨校政治學博士，萬通，房地產；
郭凡生——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所聯絡室主任，慧聰網，電子商務。
▷大學生下海派：與出生于20世紀50年代的“92派”不同，這一部分創業者均是60年代生人，他們更帶有經商的主動性和純粹性，并沒有政治上的抱負。
代表人物有：
史玉柱——廣東，珠海巨人，電腦漢卡；上海健特生物，保健品；
求伯君——廣東，珠海金山，軟件開發；
郭廣昌——上海，復星，市場調查、房地產；
王傳福——廣東，深圳比亞迪，充電電池。
整個90年代的中后期，是民族品牌大規模崛起的階段。經歷了十多年的產能擴張之后，短缺經濟迅速向過剩經濟轉化，企業家的核心競爭力從生產能力向營銷能力和公司治理能力迭代。在前兩個時期出現的企業家群體中，凡是在市場化運營上出色的人，都成了“英雄”。他們慣用的“武器”有兩個，一是倡導國人用國貨，二是價格戰。到1996年前后，他們在家電、服裝和飲料等領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在這一趨勢的推動下，出現了一批非常激進的營銷型企業家。他們圍獵中央電視臺的“廣告標王”，實施廣告轟炸和人海戰術，一度主導了中國消費市場的潮流。他們又被稱為“營銷狂飆派”。
代表人物有：
吳炳新——山東，濟南三株，保健品；
倪潤峰——四川，綿陽長虹，電視機；
胡志標——廣東，中山愛多，VCD；
姬長孔——山東，臨沂秦池，白酒。
如果說上述企業家在商品營銷上大放異彩的話，那么，還有一些創業者開始通過渠道模式的創新變革，成為他們的“革命者”。這些人在本時期并不引人注目，但是在接下來的十年里，他們將成為新的主導型力量。
代表人物有：
黃光裕——北京，國美，家電連鎖；
張近東——江蘇，南京蘇寧，家電連鎖；
袁亞非——江蘇，南京宏圖三胞，IT連鎖；
車建新——江蘇，紅星美凱龍，家居連鎖；
王衛——廣東，深圳順豐，快遞配送；
“桐廬幫”——浙江，桐廬申通、圓通、中通、韻達，快遞配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