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居人物網 - 匯聚家居精英、傳播家居文化、引領家居潮流

    當前位置:首頁 > 人物有約 > 人物觀點 > 領軍人物 >

    重溫:鄧公的遺產 | 鄧小平逝世24周年

      24年前,1997年2月19日,小平同志離開了我們。

      小平同志曾說:“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 他用行動踐行了自己的誓言。

      24年里,中國的進步是巨大的,而這一切源于40年前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改革開放在30多年前經歷過挫折,沉悶了幾年。但這種沉悶又被1992年的小平南巡講話所打破,這位當時已經88歲的老人用最后的努力推動中國向前走了一大步。

      今天我們重溫兩年前王志綱的經典文章《鄧公的遺產》(首發于2018年12月23日),讀起來,仍覺蕩氣回腸。

      作 者:王志綱 智綱智庫創始人

      來 源:正和島(ID:zhenghedao)

    微信圖片_20220919111438.jpg

           人類歷史上,面對民族災難,國內外都不乏勇擔大任、置生死榮辱于度外的先賢。時勢與英雄交織,構成了一個個波瀾壯闊的大時代。

      前些年提名奧斯卡最佳影片的電影《至暗時刻》,講的就是面對”二戰”這樣千古未有之變局,納粹大軍壓境英倫三島,丘吉爾以救火首相的身份,掌舵英國這樣一個夕陽下的龐大帝國。如果不是他力排眾議,打倒綏靖主義,堅持抵抗到底,英倫三島可能就此淪陷。丘吉爾帶領英國走出了至暗時刻,歷史造就了他,他也改變了歷史。

      我年輕的時候很喜歡讀《光榮與夢想》,其中描述了1932年到1972年的美國清明上河圖式的全景畫卷。當時美國面臨經濟大危機,資本主義體系搖搖欲墜。身患殘疾的羅斯福史無前例地四次當選總統,推行新政振興經濟,在“二戰”中縱橫捭闔,挽狂瀾于既倒,使美國再次強大起來,并站在世界之巔七八十年,讓美國成了全世界的“光榮與夢想”。

      縱觀中國歷朝歷代,從商鞅變法到王安石的熙寧新政,再到萬歷年間的張居正,改革者前赴后繼,然而終究失敗者多,成功者少,且大多以悲劇收場。面對改革開放這道難題,其局面之復雜、變化之深刻、影響之廣泛可以說亙古未有。鄧小平以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勇氣,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決心擔此大任,這種氣魄本身就非常了不起,而且他最終成全了這份偉業。

      1978年的12月18日,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距今已經43年了,97年小平與世長辭,到如今也有24年了。一切作為旨在討好世人的政治人物,只能叫作政客;政治家的偉大需要用時間來衡量。小平在世時背負了很多罵名,百萬大裁軍,推動老干部退出歷史舞臺,國企改革、工人下崗……但如今回頭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們都是改革年代的受益者和過來人。

      真正的紀念絕不僅僅是鮮花與掌聲。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當下國內外面臨空前復雜的矛盾。全社會充斥著各種疑惑、迷茫、焦慮等不同的聲音,中國又一次走到歷史的十字路口。只有徹底地回顧、整理、繼承鄧公的遺產,洗盡鉛華,繼往開來,才是對小平和這個偉大時代最好的紀念。

      有關改革開放的大道理,社會各界已經講了不少,在我看來,改革開放不是動聽的小夜曲,也不是恢弘的交響樂,更沒有什么故弄玄虛、高深莫測的理論。某種程度上,小平是個俗人。我們也是俗人,我通過自己的經歷,講一些再通俗不過的道理,或許能夠從中找到這個古老大國突圍與復興的密鑰吧。

      一個早以遠逝的政治人物,為何每逢重要的時間節點,老百姓都會懷念他?其原因再俗不過,并非小平其人其事有多么偉大,而是因為每個人的生活都因他而變好,每個人的生存權、發展權、追求幸福自由的權力都得到了尊重。可別小看這一點,在漫長的幾千年封建史,幾百年近代史,數十年新中國史里,階級歧視牢牢的鉗制著人們的思想。就算在自詡為最公平的年代里,人們依然按照血統被劃分為三六九等,政治賤民和知識分子被打入永世不得翻身的地獄。而這一切不公平都在小平手中被顛覆。

      世界上永遠不可能有“終點”的公平,但是小平起碼給人民以“起點”上的公平,無論你是農民、工人、還是知識分子、右派、社會邊緣人士,只要你努力、勤奮、敢于挑戰、永不放棄,你就有可能改變自己的命運。

      馬云、馬化騰、李彥宏……全都是以普通人身份崛起并成就了一番偉大事業的奮斗者。這也是這個偉大時代最有魅力、最引人向往之處。海為龍世界,云是鶴家鄉,在這個野心年代里,能升起來的都是太陽,成功者不必感謝誰的恩賜,失敗者亦無愧平生,畢竟曾經努力過,奮斗過。

      無需否認,這四十幾年當中依舊存在著很多不公平、不合理的現象,道德問題、生態問題、制度問題……還有太多痼疾急需解決,但每個人頭頂的天花板已經打破,人能夠為自己的命運做主,這種“公平”才是鄧公留下的最寶貴的政治遺產。

      站在當下回頭來看,小平如何開創了這個偉大的時代?客觀上的政治遺產背后,主觀上的思想遺產又是什么?這就要從小平的個人經歷開始講起:

      1、時勢與英雄

      英雄造時勢?還是時勢造英雄?人們為這個問題爭論了上千年,可能還會一直爭論下去。但在小平身上,我認為“英雄”與“時勢”,應該是六四開。

      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傅高義曾經說過:“中國并不是必然會出現一位鄧小平這樣的政治家,他出現了,并且改變了中國,這是中國的幸運” 。

      如果沒有復雜多變,驚心動魄,九死一生,慘絕人寰的中國近代史,難以篩選和錘煉出像鄧公這樣的偉人。

      常人印象中的小平,是一位打橋牌和麻將、抽香煙、喜歡讀武俠小說的老人,很少有人記得,他年輕時也是從死人堆里走出來的。

      1948 年的淮海戰役,小平擔任總前委書記,指揮 50 萬大軍,那真是一將功成萬骨枯。血與火讓他養成了不世出的直覺和掌控力,也養成了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的氣度。別人感覺天都要塌了的時候,他根本不當一回事,雖然平時話不多,但每一句話都分量很重。這些個性都是在千軍萬馬中錘煉出來的。

      除了戰爭,小平的政治生涯也很跌宕,一輩子三落三起,可謂是九死一生。但所幸的是,1933年小平第一“落”,是被當成毛派的頭子“挨整”,所以日后雖然幾次遭難,但毛澤東始終把鄧小平的問題當作內部矛盾,處理起來也留有余地。

      其中原因,除了看中小平的才華,可能在內心最深處的敵我之分里,還是把小平當成了自己人。76年批鄧的風潮中,小平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但保留黨籍,以觀后效。這最后的溫柔——“保留黨籍”,對于日后小平再次復出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74年和75年上半年,我剛好20歲,已經非常關心政治了。當時全國稍有點頭腦的人,都明顯地感到日子好過了些。小平主持工作以后,用他獨特的方式,從整肅鐵道部門開始,恢復生產,整頓科技,鼓勵文藝發展,逐漸糾正十年浩劫期間造成的整個國家的紊亂和無序。

      然而好景不長,以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的上書事件為導火索,政治局勢發生了180度大轉彎,矛頭開始指向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一浪接一浪。當時我們真的很絕望,在黑云壓城中好不容易看到一點亮光,一下子又陰云四合,整個中國又要走上極左的不歸路。

      稍微有點文化的人都感到心情非常沉重。中國向何處去?我們向何處去?在本來就很壓抑的環境下面,天災人禍又接連發生,唐山大地震,天降隕石,朱德去世,最讓人悲痛的莫過于1976年1月突然傳來周總理去世的消息。

      周總理輔政26年,經濟、外交、教育、國防、科技各個方面可以說全部一肩挑,尤其是在文化革命中,獨撐危局長達十年,以至于大家都養成了習慣,只要周恩來還在,這個國家就垮不了。

      但是沒有想到,周總理突然就走了,他1972年就查出了癌癥,又帶病工作三四年,已經是藥石無救。一位偉大政治人物的離世,讓很多有遠見的人都感到大廈將傾,國家要出大問題了。

      但沒有想到,周總理的追悼會,居然是小平來致悼詞。大家又心存僥幸,雖然一邊在批鄧,但一邊還得讓小平致悼詞,他還是主持工作的常務副總理。大家對小平的能力充滿期待,充滿信心,認為還有一線希望。沒想到,總理的尸骨未寒,小平馬上就被打倒。

      這一下子,老百姓心里面所憋的怨氣,對國家的絕望,和十年難以容忍的憤怒,終于到了1976年清明的時候爆發了。各界民眾涌入天安門,在天安門前發泄怒火,悼念周總理,這期間留下了很多經典的詩歌。最經典的一首就是: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杰,揚眉劍出鞘。有很多人甚至在天安門的紀念碑上吊了很多小瓶子,用象征性的方式呼喚小平。

      終于十月春雷,天不負我。“四人幫”倒臺,具體故事就不講了,但其中以葉劍英元帥為代表的黨內健康力量起了很大的作用。希望雖然來臨,但還是那個問題,中國向何處去?

      沒有一個經天緯地的人,根本把不住中國這艘破船。在這個問題上,葉帥確實了不起。他深知只有鄧小平能堪當此大任,所以他強烈呼吁,利用他的影響力,聯系黨內很多積極的健康力量,讓小平出來工作,這一點應該說是功勞卓著。

      最后小平終于又走到了政治舞臺上來。印象特別深,我在貴州大山里面閉塞的小縣城中,成天豎著耳朵關注北京的新聞,20來歲是最關注政治的,因為政治和我們的命運太關聯了。

      終于有一天,一個在北京體育學院讀書、比我大幾歲的老兄回來了,他一回來等于帶來一個中央電視臺,我們都圍過去,聽他從北京帶回來的消息,其中最震撼性的就是小平復出了。

      他講到,在北京工體一場香港足球隊同中國青年足球隊的比賽里面,他們突然看到小平出現在了主席臺上。全場站起來鼓掌歡呼,球都顧不上看了。民心向背,可見一斑,大家對鄧小平就給予了很高的期望。

      這里面講個小故事,我幾年前遇到了小平的妹妹鄧先群女士,她退休前曾經是總政群工部的部長。那天我們在三亞正好一起吃飯,鄧女士特別和藹,在聊天過程中,我越看她長得越像晚年的小平,于是我順勢問了個問題:“你們鄧家是不是有長壽的基因啊?”她說在鄧家,90多歲是很常見的。

      我后來開了一個玩笑,我說小平幸好長壽,小平不長壽的話,中國的改革就完了。她說怎么這么講?

      我說:“你想想,如果小平只活到75,就不可能當改革開放的船長;如果小平只活到80歲,中國的改革就會中途顛覆,如果小平只活到87歲,他就不能南巡,然后左傾主義就要冒頭;幸好小平活到了93歲,最后才能夠以88歲的高齡南巡,終于把中國這艘航船推上了改革開放的不歸路。”

      小平作為一個政治家,從死人堆里走出來,政治上三起三落,在中華民族處于“危急存亡之秋”的時候擔任船長,不僅是罕見的高壽,更沒有老糊涂,反而是老而彌堅,帶領我們走出激流險灘。這點上我真的只能歸結于冥冥當中的天意了。

      我們經常講時勢造英雄,我想在中華民族命運轉折點上,特別歸結到鄧小平身上,時勢頂多只占了40%。中國近代史上的艱難困苦,九死一生,復雜紛呈的時局,再加上個人跌宕的命運,終于磨練出這么一個偉大的政治家。

      剩下的60%,則是英雄造時勢,正是小平的高壽、正是小平的睿智、正是小平從青年開始,長達七八十年的風風雨雨所磨練出來的非常卓越的的才干和掌控能力、面對驚濤駭浪化險為夷的能力,正是這種不世之才,才使得人類歷史上可以說是幾乎沒有先例的改革,在中國獲得了基本的成功。

      回頭看整個社會主義體系的國家,幾乎都在搞改革。蘇聯干脆把自己改沒了,整個東歐也是改得七零八落,朝鮮到現在也在艱難的嘗試中,唯獨一個在改革上嘗到甜頭的是越南,我們叫改革開放,越南叫革新開放。名字只改了一個字,內容上更是照搬中國,利用后發優勢,蕭規曹隨,竟然也獲得了成功。這也算是鄧公遺產的國際化案例吧。

      歷史選擇了鄧小平,鄧小平也改變了歷史,那他究竟如何改變了歷史?

      2、尊重人性,尊重常識,順應規律

      貫穿鄧小平思想最核心的東西,我認為有三點:尊重人性,尊重常識,最后必然順應規律。

      1. 小平有別于幾乎所有政治人物的最大特點,就是尊重人性

      這點聽起來簡單,但絕大多數政治人物做不到,人一旦站得太高,權柄太重,隨便的一句話、一個決定,帶來的可能是一代人的命運轉身。被權力綁架的人,肯定會喪失對人性最基本的尊重,對人性的扼殺在極左年代里尤為普遍。

      而小平不一樣,他非常珍惜平凡人的家庭生活。尤其是對子孫,毛毛(鄧小平女兒)的回憶錄中寫到,在江西的日子里,他經常給身患殘疾的兒子鄧樸方擦身子、洗尿片,我們能感受到他作為父親的那種痛苦,他認為自己拖累了孩子。

      在江西三年多的時間,是小平政治生涯中的最低潮,也是他個人和家庭生活最艱難的時候。這期間他通過汪東興多次給中央寫信,在這些信中,他很少對自己個人的工作和生活安排提出要求,但卻充滿了對家人的關愛。1978年,小平復起之后,雖然日理萬機,他依然盡量每天晚上全家上下一起吃飯,享受“四世同堂”的天倫之樂。

      除了對自己的子女舐犢情深,小平的感情同樣寄托在人民身上。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就是農村改革。我出生在貴州最窮的地方,我深深地知道農民們的辛苦。60年代最困難的時候,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其間造成不少農民死亡,我很多農村的親戚都在這場災難中餓死,這也是我們那代人的集體回憶。

      后來我在蘭州大學讀書,甘肅和貴州一樣,也是非常赤貧,所以我對饑餓和貧困有著深刻的感受。所以在政策和政治風向稍微松動以后,最先要改變命運的就是貧窮地區的農民們。甘肅、貴州、還有安徽等地,農民開始選擇大包干。

      現在想起來這是多么的可笑啊,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想按自己的方式去種自己想種的東西,都成了犯天條的事情。小崗村的農民們甚至要簽訂“生死契約”,交代好子女的身后事,才敢自己種糧食,可想而知極左對人性的扼殺到了何等程度。

      60年代的安徽省委書記曾希圣曾經因為尊重農民的選擇,文革期間遭到嚴重的迫害,英年早逝。所以很多地方對于農村出現的“大包干”現象,習慣性地進行打壓。

      在這個時候,小平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時任安徽省委書記的萬里在支持大包干這件事上,受到了很大的壓力,小平鼓勵他“不必陷入爭論,你這么干下去就是了,就實事求是地干下去”。有一次萬里遇到一個農業部的副部長在批評包產到戶,他辛辣地諷刺道:“看你這個家伙肥頭大耳,農民卻餓得皮包骨,你怎么能不讓這些農民想辦法吃飽飯呢”?

      就在摒棄掉教條,敢于放手后的短短幾年時間,全中國釋放出了巨大的活力,耕者有其田,耕者會種田,短短兩年時間,農民就解決了幾十年解決不了的吃飯問題。不僅解決了吃飽飯的問題,而且還釋放出了80%的剩余勞動力。

      最開始的政策叫作“離土不離鄉”,農民可以離開土地搞鄉鎮企業 ,但不能離開這個區域,這種政策為鄉鎮企業創造了土壤,很多日后的大企業都誕生于這個時候。

      伴隨農民的能量越來越大,鄉鎮企業已經束縛不住他們的活力。在小平的默許下,這批青年們開始走州串縣,開始闖上海、下廣東、甚至奔北京,這上億的青壯年走入城鎮,走向工廠,他們是全世界最龐大的勞動力群體,他們身上迸發出的活力成了中國最強的競爭力。

      珠三角和長三角成為世界工廠,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這批生力軍同時也成了最強大的建筑大軍,推動了中國令世界矚目的城市化。他們的收入寄回家鄉,使偏遠地區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

      取得了如此輝煌成就的農村改革,當初的藍圖卻并不遠大,甚至有些寒酸:所謂的農村改革,無非是為現實所逼迫,要讓農民活下去、有飯吃,怎么有飯吃怎么來。

      小平說過: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深地愛著這塊土地。所以他不會被僵化的教條所拘束、被高大上的口號所綁架,而是站在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上來考慮問題,小則讓中國不被開除“球籍”,中則為人民謀幸福,最后才是順其自然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一切改革的出發點都是對人性的尊重。

      2. 鄧小平的第二個特點,尊重常識

      這里講一下民營企業的故事,我在新華社所接觸過的改革名人中,傻子瓜子的創始人年廣久算是一個。

      年廣久是安徽蕪湖人,但他在當地口碑相當壞,因為他是從社會底層走出來的人物,也沒什么文化,有點錢后就吃喝嫖賭。但他的確炒的一手好瓜子,本來只是擺攤做生意,沒想到瓜子越賣越火。于是他開始雇工,最后甚至雇了12個人,其中還有個女雇工跟他姘居。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經說過,雇工不能超過7個,超過7個就存在剝削。改革開放之初,關于雇工7個還是8個的爭論非常激烈,現在看起來簡直可笑,但在當時,“七上八下”卻被教條的馬克思主義者奉為金科玉律。再加上年廣久這個人私德又有問題,吃喝嫖賭,當地人也很討厭他,所以很多人都盯上了他,要求嚴肅處理。

      但是沒想到,這個消息傳到小平那去,他看問題的角度和別人不一樣:一個被叫做傻子的人,又沒文化,又沒地位,憑自己的能力,不僅能養活自己,還能養活十個二十個雇工,這意義非常大,為什么用意識形態來衡量它呢?其次,如果我們把他打掉,牽一發動全身,那就可能會扼殺掉一批新生的、自力更生的城市失業人口。為什么不看一看?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么?傷害了社會主義嗎?

      小平發話,終于把這件事壓下來,決定放一放、看一看再說。這一放就扶持了一棵幼苗,帶出來一大片草原,形成了一個森林,私營企業就是這樣被“放”了出來。

      伴隨一個傻子瓜子被肯定,整個中國的個體戶開始風起云涌,成千上萬的萬元戶開始崛起,民營企業的滾滾洪流開始不停向前。中國第一次有了“海”,就是體制外,下海成了當時最火熱的詞,這片“海”最先形成的地方,就是珠三角。

      如今的珠三角,已經是世界級的大灣區,但創造這一奇跡的每個人都是俗人。農民工背井離鄉不是為了一個偉大的理想,而是為了解決生存問題,在家里面只能臉朝黃土背朝天,修理地球。

      然而到珠三角掙到了錢,比家鄉多得多,還可以賺錢回家蓋房子。所以離開了老婆孩子熱炕頭,他們付出很大的代價,但獲得的也許是明天、是未來,就是這一點期待,使上億的農民成為中國巨大的人口紅利。

      港澳的那些商人也不是國際友人白求恩,他們同樣是來掙錢的。把歐美的訂單拿到手,跑到老家珠三角,找到當地的大叔大媽,找塊地,租一個廠房,不斷地擴大規模再生產,在中間吃水。就這樣很多老板發了財,他們也是出于俗人的一己私利,但一不小心就推動了世界工廠的形成。

      另外珠三角的本地農民也很簡單,他們就是為了收點租金,在土地上蓋了很多廠房,出租出去掙點錢,也是為了一己私利。

      珠三角的領導人同樣非常樸實,改革開放之初的廣東省委書記習仲勛說過:“千言萬語說得再多,都是沒用的,把人民的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辦法。不然,人民只會用腳投票”。廣東改革開放的實際操盤人任仲夷說:“見了紅燈繞道走,見了綠燈趕快走,沒有燈要摸著走”。蛇口的創始人袁庚說:“向前走,別回頭”。每句都是大白話,沒有什么大道理。

      四十年過去了,珠三角順利地實現了工業化,由珠江東西兩岸構成的工業走廊,成了全世界極具競爭力的產業集群,無數的民營企業在這里蓬勃發展。圣人在哪里?沒看到。偉大的道德觀在哪里?沒看到。只是俗人按照常識做事,但最后卻收獲了圣人的結果。

      從年廣久的瓜子到珠三角萬億規模的民企集群,中國民企的命運一脈相承,如今的民營經濟,已經貢獻了中國50%的稅收、60%的GDP、70%的技術創新、80%的就業崗位,90%以上的企業數量。這都是原來改革開放之初想象不到的。這一切都是常識的力量。

      還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恢復高考。溫元凱曾經告訴我,在1977年8月的高等教育研討會上,初生牛犢不怕虎的他,關于高考制度改革提出了四句話:“自愿報考,領導批準,嚴格考試,擇優錄取”。

      他當時還不敢把話說太滿,不敢說恢復高考、擇優錄取,他覺得自己說的已經夠過頭了。他說,他當時說的時候,他旁邊的教育部長劉西堯一直皺眉頭。

      沒有想到這四句話講完以后,小平不假思索,接過話頭就說:“溫元凱你這四句話,去掉一句話,保留三句話夠了:自愿報名、嚴格考試、擇優錄取。不要“領導批準”,這領導一批準問題就變性了!”通過這種下意識的反應,就能看出小平內心深處對于人性和常識的尊重。

      因為教育和學習本來就是常識,沒有哪個國家民族會不重視教育、不尊重科學。文革給人帶來的災難,不光在肉體上,更重要是在精神上。當時管知識分子叫臭老九,知識越多越反動。所有人都遠離知識,知識就是麻風病,就是瘟疫。在這種背景下面,整個民族對知識產生了嚴重的認知障礙,對知識的載體知識分子丑化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才有了小平對高等教育制度的迫切改革,“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現在回頭看,多搶出來的那一年,意義非常大。從中央到地方,哪一級別的官員不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受惠者,如果這個時候臺上的是張鐵生和那些造反派,中國會是什么樣的格局?還有往美國派遣留學生,當時無數人反對,認為那邊是資本主義的大本營,花花世界,我們的精英送過去就回不來了。

      的確,有很多人沒有回來,但小平堅信,當國家越來越強大的時候,他們終歸會回來的。果不其然,越來越多的歸國學子為中國的科技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

      如今回過頭來看,哪有什么高深莫測,無非是對常識的尊重與堅守,再加上過人的膽魄罷了。

      3. 尊重人性與尊重常識,九九歸一,最后自然就會順應規律

      規律是什么?2000多年前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家管子說的已經很明白了,“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實而知禮節。”

      用鄧公的話來講:發展就是硬道理。用“十九大”的報告來說: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是當今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這就是人性、這就是常識、這就是規律,一切改革的肇始與歸依,也都應當如是。

      3、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

      除了對人性與常識的尊重,和對規律的順應。小平在具體工作中最大的優點就在于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實事求是。

      他深知治大國如烹小鮮,作為領導人,最忌諱的就是事無巨細,往上管天管地,下管雞毛蒜皮。他像一個老成持重的觀察者,重復發揮群眾的創造性,遇到新鮮事物,先放一放,看一看,成功的經驗推廣到全局,失敗了總結教訓。這是改革開放探索當中最低成本的玩法。

      推動廣東早期改革開放的任仲夷用的也是這套工作方法:先斬后奏、邊斬邊奏、斬而不奏,改革總是從違法開始的,很多事情可以先去探索。永不探索、永不走路、永不摔跤,這是極端教條主義的做法。探索肯定會摔跤,摔了跤站起來接著走就行。

      對于這套工作方法,我總結起來就是三句話:“逼出來的改革、放出來的活力、摸出來的市場”, 可以說它幾乎貫穿了40年的每一個階段,特別是重大的危機階段。

      有人批評小平不懂創新,其實領導者根本不需要創新,毛澤東說:“人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再偉大的人也只有一個腦子想問題,他做的無非就是判斷和承認,好的東西承認并推廣,不好的吸取教訓就夠了。

      還有人批評小平“摸著石頭過河”,沒有一套完善的制度設計,這更是無稽之談,戈爾巴喬夫設計了一整套理論,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全部都設想好了,被很多中國的知識分子奉為圭臬,甚至用來攻擊鄧小平的“土鱉”法子,結果如今的蘇聯已經灰飛煙滅,而中國正在一步步走向崛起。

      所有的改革都只能一邊摸索、一邊學習。小平被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但他只做方向性的設計,改革不同于修橋蓋樓,沒有事前設計好的圖紙,必須“走一步看一步”和“摸著石頭過河”。

      只要大目標不變,長計劃短安排,在實踐當中隨時的調整修正,大方向就不會出問題。所以與其說小平是“總設計師”,我更愿意稱呼他為“總舵手”,實事求是,把握方向,隨時調整。

      講兩個我直接或間接參與的故事吧。

      改革開放之初,大家還都處在一種前所未有的共識蜜月期,84年國慶節游行,北大學子自發拉開的“小平您好”橫幅,標志著鄧小平的個人威望達到了巔峰。然而隨著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失衡,85、86年開始,共識已經開始破滅,有的人嫌慢了要往前走,有的人嫌快了怕翻車,自由化的浪潮和保守封閉的力量此消彼長,一個政治人物取悅天下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1988年,中國的改革進入了深水區,政治上自由化浪潮泛濫,很多人質疑改革開放的正確性,經濟上由于雙軌制帶來的腐敗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政府在物價闖關期間又引發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各種矛盾空前尖銳。

      當時33歲的我,作為新華社記者在全中國進行了一組大跨度、長時間的綜合性采訪,其間采訪了很多封疆大吏、著名學者,也走訪了各地資深的記者,收集了很多珍貴的第一手資料,最后寫了一份內參,叫《中國走勢采訪錄》,主要講的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沿海與內陸的沖突、開放和改革的失衡。

      這份內參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我也因此被請到中南海進行匯報,在匯報中我痛陳了問題的嚴重性,甚至直言不諱:環境臟了可以用水來洗,人心臟了可能就要用血來洗了。

      不到一年,隨之而來的政治風波成為了整個中國改革開放史上遇到的最大危機,外部有歐美制裁,內部也處在惶惶不可終日當中,中國崩潰論甚囂塵上。一個月以后,小平終于走出來了,發表了一次講話,這次講話給了所有人一顆定心丸,一下子穩定了軍心,穩定了黨心,穩定了民心。

      現在回頭看,印象最深的就是幾句話:“這場風波遲早回來的。早來比晚來好”。那種“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的大氣磅礴和鎮定自若,真的太了不起了,中國的很多關鍵節點沒有這么一個偉人,真的扛不住。

      在風波結束后,小平也正式宣布了退休,他已經八十五歲高齡,也該去安享晚年了。但是沒有想到,他又一次發揮出了人們窮盡想象都想象不出的巨大歷史作用。

      90、91年,極左力量開始抬頭。黨內總結教訓,認為“放”得太開,導致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反擊的辦法就是搞社會主義教育,甚至要割資本主義尾巴,一些文革時的東西開始復辟,很多企業選擇“帶槍投靠”。整個中國處于停滯狀態。

      大概是1991年10月份左右,中央終于開了風波后的一次全會,我看了公告以后,覺得語言老套,波瀾不驚,不由有些失望。沒想到10月底的一天,社里突然叫我接電話。我進了采編室把電話拿起來,原來是新華社總社社長穆青給我打的電話。

      穆青這個人有個特點,非常平易近人,他不擺架子,所以我們都對他很尊重,有的時候也親切地喊他為“老頭子”。

      他在電話里說:“小王啊,我是穆青,我過幾天要來廣東,主要是對廣東進行一次認真的了解和采訪,至于寫不寫和寫什么再說,你得陪著我。”

      我說:“現在宣傳廣東不合時宜吧。”

      他說不對,最近中央開完全會,這次全會一個最重要的貢獻就是再次堅持和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我說這不都是老生常談了么。

      他說:“錯了,在此之前的風向是要廢除掉這句話,甚至回到老路上去。這次再次重申,非常了不起,就像一輛車在往下滑的時候剎住了。那么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廣東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到底站不站得住?廣東的探索到底是不是中國的未來之路?眾說紛紜,我作為一個老記者,一定要親自去看一看。”

      現在回頭來看,穆青同志真是有著極高的新聞敏感度,他和小平幾乎是前后腳到的廣東,穆青是91年12月中旬來的,蘇聯解體是12月25號,小平開始南巡是92年1月18號,也就是蘇聯解體后的20來天。

      因為蘇聯和東歐的劇變,國內的政治局面進一步惡化,很多人也在懷疑紅旗還能扛多久,停止改革開放,關起門來穩定意識形態的說法甚囂塵上。

      那個夜晚我至今印象深刻,完成了深圳、珠海特區的重點采訪后,我們落腳順德的順峰山仙泉酒店小住。那天我和穆青正在討論稿子,突然接到電話,新華社廣東分社的副社長打來的,他說,我們從珠海到順德的這五天時間里,小平已經到了廣東,而他負責全程陪同。

      他還匯報說:小平此行本來是高度保密,但前兩天已經被香港媒體泄露出去了。原來是小平去了深圳的錦繡中華參觀時,被一個有新聞敏感的香港游客拍到了,這個游客倒頭過了羅湖口岸就以10萬塊港幣的價錢將照片賣給了香港報社,這家報紙立刻刊發了頭版頭條獨家新聞“小平南巡”,一下子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廣東。

      原廣東省委副秘書長陳開枝是我的好朋友,他負責整個接待流程。后來我們聊天的時候,他談到了當時的很多細節。

      小平來的時候,其實是帶了一肚子火的,一路上接見各省大員的時候都在說:“書記大人們,你們要看就看廣東,別學北方那群老爺,還要記住一點,不改革就要下臺!”

      到了深圳后,小平看到特區翻天覆地的變化,越看越高興,回到賓館,老人家卻說了一句令人意料不到的話:“那些人盡講屁話!”直接批評那些肆意非議特區的人。

      當時廣東省委希望能夠借小平來的這股東風掃去原本沉悶的氣氛,廣東省委請示小平,希望把南巡的事件公開報道,小平話也不多,就說“不開這個口子”,大家也就沒什么辦法。

      但是有關方面還是不死心,當時的省委書記謝非同志和小平的女兒毛毛,認為鑒于香港已經炸營,各界都在議論紛紛,希望穆青同志以新華社的名義向中央打個報告,同意將小平南下公開報道。

      我當時在旁邊聽著很激動,忙不迭的直勸穆青,希望他接受這個建議。沒想到穆青足足沉默的抽完一只煙后,才說“唉,誰能做得了老爺子的主啊”。意思就是老爺子自己都說不讓發,那誰說也沒有用的,穆青是多年的老黨員,非常講原則、講黨性,所以放過了最直接的報道機會。

      新華社不公開報道,但沒想到被一個老江湖、老狐貍抓到了機會,就是深圳的市委書記李灝。后來我見到寫那篇名文《東方風來滿眼春》的作者陳錫添,我就問他:“當時新華社廣東分社的副社長也在隨行,掌握的信息比你還多,為什么你寫了這篇名震天下的文章,他卻沒有寫出來呢?”

      他說李灝書記當時跟他說,不管能不能報,你都全文記錄下來,不要遺漏。

      謝非的秘書陳建華也有很高的政治敏感性,為了保密,他親自去買了一個走私的小錄音機,把真實的歷史資料搶救了下來。這也從側面說明當時所有人都措手不及,原來以為只是接待而已,誰都沒有想到歷史在眼前爆炸,他們都成了歷史的參與者。

      以往,小平在各地參觀時,基本都不說話,但是那次來深圳,他一反平時的沉默寡言,激情飛揚,不停地問,不停地闡述他的思想,“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就是硬道理”“社會主義有市場、資本主義有計劃。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不是屬于哪一個階級的,是人類共有的”“誰不改革誰下臺” “今天和未來的中國既要防右,更要反左,更主要的反左”……句句都力拔千鈞。

      從深圳到珠海的船上,小平甚至一口氣講了一個小時,這對于一個88歲的老人而言,無論是身體上,還是精神上,都是巨大的損耗。小平仿佛是在交代自己的政治遺言,也仿佛是他歷經風風雨雨后所得出的爐火純青的判斷,中國之命運、中國之未來、中國之道路究竟在哪里,這些問題解答不清楚,他不會有半點懈怠。

      中國的歷史就在這關鍵的時候發生了轉折,小平南巡之前,仿佛雷暴將至,烏云滾滾,接下來是黎明還是黑夜?誰都說不清楚。小平最后這次四兩撥千斤的南巡,”寒凝大地發春華” “于無聲處聽驚雷”,終于把中國這趟脫軌的列車又推回到正軌上來。

      此后的中國圍繞著經濟建設,幾無偏離,成就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發展奇跡,而我有幸成為這一歷史節點少數的間接和直接的觀察者之一。

      回到我跟小平的妹妹鄧先群女士所聊的那個話題,小平的長壽可以說得上是“天佑鄧公、天佑中華”。如果棋至中盤下棋的人棄盤而走,工程做了一半工程師卻不見了,那局面將會徹底無法收拾。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無論小平再偉大,他只能以失敗者的形象留在歷史上,那真是“倘使當時身先死,一生功過有誰知”了。索性小平用自己畢生的功力,在廣東把這盤長棋圓滿收關,他也完成了自己偉大的歷史使命。

      尾聲

      我從大學就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多年以來一直是堅定的唯物主義無神論者。然而越到晚年,我就越傾向于不可知論,前沿物理學理論的探索也印證了這一點,現有技術手段無法觀察、無法解釋的現象,不一定都是迷信,都是唯心主義。

      從逼出來的改革,到放出來的活力,再到摸出來的市場,40年來中國面臨無數次危機,稍有不慎就會全盤傾覆;74歲再出山的船長鄧小平,更是垂垂老矣,中國很多方向性的抉擇卻又不得不系于他一身;全世界最杰出的經濟學家、諾獎得主、投資天才都一次次預言中國要崩潰,一浪浪的時代紅利又推動著中國不斷向前,產業鏈轉移、互聯網浪潮、消費升級……

      40年過去,中國居然就這么走了下來,甚至走到了和“偉大、光榮、正確”的美國直接對話的位置上,仿佛冥冥當中,真的有一種擋不住的國運在庇佑著中國。

      如今的中國確實面臨著暫時的困難與危機,很多企業家朋友來找我,訴說他們遇到的困難和想要“換船”的打算,我都會告訴他們,困難只是暫時的,我依舊堅定地看好中國。

      只要我們不走回頭路,不犯顛覆式錯誤,能夠光大鄧公的遺產:尊重人性、尊重常識、順應規律、實事求是,中國的崛起是擋都擋不住的。因為中國從來就不是一個暴發戶,所謂的崛起,只不過是歷史的回歸罷了。





    分享到:

    相關推薦

    伟德体育